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绩点为王、内卷化竞争……最近网络上兴起的各式教育话题，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人均985，遍地211，如今的天下，早已是优等生的天下。哪怕是焦虑，也只有名校生焦虑的份。

  事实并非如此，2020年，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重点大学的学生只在其中占据很小的比例。“大学生”这一身份所涵盖的庞大数字，更多是由二本及以下学生组成的。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但作为就业的主力军，二本毕业生们的现状却鲜少有人关注，甚至很多人自己眼中的未来也面目模糊。

  在各种就业调研报告上， “二本学校”的表述被折叠在除“双一流”以外的“地方本科院校”之中，在其中生活学习的年轻人，成了舆论场上沉默的大多数。

  前段时间，广东F学院的黄灯老师出版《我的二本学生》一书，用自己15年的一线多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走访，向我们勾画出一条中国年轻群体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他们艰难走过应试教育这一道关卡，并不算成功地通过高考，历经众多就业挫折和社会捶打，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分野，最终与社会撞个满怀，摸爬滚打，跌跌撞撞，融入到生活的洪流当中。

  有人说，他们是当今转型期中国最忧伤、迷茫的一群人。“二本学生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黄灯老师说。

  就像网上无数个声称自己终于“逃离银行”的年轻人一样，做出这个决定，对豫子来说并不是特别容易，只因为她二本的学历背景。

  但无数个日夜的辗转反侧、越压抑就越膨胀的不甘心、高考选专业时的梦想……种种原因，都在无形之中牵引着她递交了那份辞呈。

  今年刚满23岁的丁一，同样毕业于一所二本学院，同样在银行工作，至今仍处在纠结之中。今年6月份，他抓住来之不易的升职机会，从柜员转岗成为大堂经理，但工作几个月后，他开始考虑是不是要辞职。

  或许是因为城市的差异，进入银行一年多时间，丁一每月的收入远不如在深圳的豫子，晋升机会也不多，每天还必须面对小地方无数复杂的人际关系。

  丁一自己粗略统计，自己所在银行，每年招进来的应届毕业生，会有二到三成在不久之后选择离职。

  “银行就是一个你出去很容易，再进来就难了的地方。”这些告别银行的年轻人，做的是一个无法回头的职业选择。

  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9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显著下跌，同比下降1.4%。

  史上最难毕业季，被巨量的毕业生迎面撞上。疫情影响下，大量企业或裁员或缩招，最先感到寒意的，往往是二本学生。

  南开大学在数年前曾对二本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大学，更低于三本学校的毕业生：

  一本学生的整体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二本学生，这不必说，而三本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更有助于他们的就业和前途。

  二本学生夹在其中，既没有原生家庭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扶持，也受困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剧烈的就业竞争中被无情甩出。“自主择业”，轻飘飘的四个字，略过了二本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受到的结构性不平等。

  黄灯老师带过的2019届毕业生，去年就业情况也很一般。来自湛江遂溪的美芽进入了广州市某巴士公司，这是班里少数几个进入事业单位的同学。

  得益于广东F学院的特殊金融属性，往年即便不是金融专业的学生，很多也能进入银行工作，但比例明显降低。更多的情况是，学生们在选无可选之下，进入一些小的媒体公司或者微小型企业，从事公众号运营等边缘工作。

  教育行业一直都是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热门。由于近年来中小学课外辅导班的火爆，黄灯班上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教育培训机构。2013级的陈雪，就是这里面的一员。

  经过层层选拔和培训，陈雪毕业后顺利进入新东方任教。和她一同竞争的，不乏985、211高校的本科毕业生，更不可思议的是研究生，这种“同台竞争”让她感到安慰。

  但不久之后陈雪就发现，尽管凭借能力获得了工作机会，但因为来自一所二本学校，自己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

  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但从就业结果上来看，豫子、美芽、陈雪已经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更多的二本学生，还在“生存”这条基础线上苦苦挣扎。

  黄灯的另一个学生何文秀，毕业后辗转珠三角一带的各类公司，干过文员、外贸，后来因为一次领导的非分要求，愤然离职。离职之后，是漫长的迷茫和无助，快三个月过去，何文秀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每天上网投简历，去面试，失望，身心疲惫。晚上睡不着，害怕明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日子过得惶恐。有时实在太压抑，半夜睁开眼睛大哭，这种境况实在让人撕心裂肺。有时候，会悲观地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反观别人的日子都是过得那么好，心里也很酸，怎么自己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过得好好的，非要像现在这样落魄?”在和黄灯老师的邮件往来中，文秀如此写道。

  找到一份好工作，对有的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一座大山。/《百元之恋》

  何文秀代表了很多二本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共同遭遇。他们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无情地告知就业困难，但只有等到真正被丢到劳动力市场后，才真切体会到这种压力的残酷与沉重。

  就业压力，很多时候并不单单指向有没有企业愿意和自己签署三方协议，而是更进一步，作为一个二本学生，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份让自己感觉有尊严，也让父母觉得“过得去”的工作。

  从宏观的统计数据分析来看，二本学生的就业率可以和重点大学，甚至985、211的学生比肩，但数据之外，就业质量却大相径庭，许多二本学生并不能马上在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以至于很多人毕业多年，仍然在一次次的跳槽、转行、将就中无限纠结。

  据黄灯老师说，在自己那么多年“经手”的学生中，只有一两个学生仍然坚守在自己的第一份岗位上。个人发展空间不够、薪资福利低、单位管理制度和文化与自己不符，都是他们离职的原因。

  我们无法否认，学历是这些二本学生的首要限制，在一开始就标定了天花板的高度。凭借个人努力，就想要突破这层透明天花板，又谈何容易？

  从银行出走的豫子，“家里蹲”了一年多后，终于在广州某媒体企业谋得一份公众号运营的工作。银行复杂的工作环境，让她磨砺出细心的工作态度和坚韧的性格，这让她得到新领导的赏识。

  与此同时，同被银行系统绑定的丁一，却还因为离职所需要赔付的一万多元违约金而下不了决心。

  在新东方任职多年的陈雪，经历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厌倦了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向家长营造的焦虑，她原先的教师梦，在现实的熨烫下，悄然变化形态。历经过职场生活，陈雪坚定地说：“我以后如果有了孩子，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报班。”

  更多二本学生的结局，则像何文秀一样，没有一份从天而降的工作机遇，生活上也无惊无喜，漫长的人生，或许在多年前高考失利那一刻，就早已注定，不会再有更多突围。

  二本学生与自身学历背景的缠斗，并不会因寻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结束，求职或许才只是个开始。

  因为入校时就知道学历对自己今后就业的限制，很多二本学生早早学会“认命”，尝试在学历之外的另外的地方，谋划自己的未来。

  毕业四年多的珍芳，已经换了五份工作。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她感觉自己长期处在“随便什么时间都能被替换”的状态。

  作为广东一所知名二本学校的新闻专业学生，珍芳在校期间就早早去媒体实习，为自己之后的就业打下基础。

  大四开始，她先后在广东各大传统媒体实习，去过报纸、杂志，也进过当地电视台。每一份实习，她都十分努力，争取能够转正，可每次都因种种原因，最终事与愿违。

  让珍芳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当时在Y晚报转正期间，时任主编和她的一次谈话，对方说：“姑娘你人很好，可惜来得不是时候。”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她。

  “2015年，正值传统媒体走下坡路。行业整体环境并不好，我的能力又未达到可以让他破格录取的程度。”事后珍芳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她并不想把工作上的不如意通通归纳到自己的二本学历上。

  珍芳的同学李涛，毕业后同样在广州的一家媒体工作，有事业编制、工作稳定，但每次聚会，李涛都会跟珍芳抱怨自己的工作“活多钱少”。

  更令人无奈的，单位评奖和晋升，往往与职员在校期间的表现挂钩。每当这种时候，李涛总会矮人一截。“我们学校对参赛、评奖这样一些方面并不重视，通常都是悄无声息地就发生了，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珍芳说。

  学历证书背后，是学术资源上的全面掉队，从优质学术讲座，到学校为课外活动提供的资金支持，再到学生能否通过种种“弱关系”获取各类学科竞赛的通知。

  黄灯老师从自己十多年的教导学生的经验出发，认为“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了”。

  学生一进校就习惯了这种氛围——既然这所学校是自己不得已的选择，那么自然也不会怀有多高的期待。

  反过来，在就业率指标的催促下，学校也会默默迎合学生的期待，给学生安排各种专业外的技能课程，把学生的课表填得满满的，只求学生走出校门后，立刻就有企业抢着要，如此便告“培养成功”。

  但在更多时候，学生在学校接受的知识训练，和日后的工作需求是脱节的。这种教育上的供求矛盾，广泛存在于各个层次的院校当中，无论是一本、二本、三本，还是专科。

  于是，最终的处理方法只能是年轻人们从自己身上找：自主择业，还得更加努力奋斗。一旦这类努力失败，大部分指责和标签都会落在个体身上，例如“丧”“低欲望”“废物”……

  年轻人自称“废物”，是对无法改变现状的一种心理适应。/《我在一家黑公司上班，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体制性的无奈，并不总能经由个体的觉醒和奋发而超脱。左冲右突而不得出路的年轻人，很容易颓丧起来。

  豫子、陈雪、珍芳这样有危机意识，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或许还能闯出一片天，但那些浑浑噩噩的“后进生”，面对的只有更为狭窄的人生。

  黄灯老师做班主任期间，有一项核心工作，就是配合辅导员，做一些所谓“后进生”的思想工作。

  “他们逃课、考试不及格、不愿意打扫卫生、反感被迫去听讲座、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以一种辅导员头疼的方式，保留了凝聚于叛逆气质之上的生命力。”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这一些孩子全部以最原始的方式被记录下来。

  这些学生在学校期间，往往沉溺于网络小说和游戏，或许他们盼望借此掩盖自己对于未来的焦虑感。但时间从不会停下飞速前进的脚步，等这些“后进生”不得不离开校园、面对真实世界时，便一脚跌入巨大的现实旋涡中。

  丁一大学四年几乎没上过几堂课，大一的时候逃课出去玩，大二开始到一家摄影工作室当学徒。这导致他到大四的时候，还有好几门课需要补考。

  母亲希望他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的当地银行工作，家里人都认为这份工作轻松安稳，而且也有面子，尽管这和他原先的摄影爱好南辕北辙。

  临近毕业，因为有大量的补考和论文需要顾及，丁一没有时间找别的工作，在和母亲进行了无数次争吵后，他最终妥协，给银行投递了简历。

  按照规定，本科生进入银行后，一般都要做一年柜员。银行柜员的工作并没多么强的专业性，很多都是机械式的重复。这一度困扰丁一，他感觉自己只是一个被银行这架巨型机器绑架的工具人。

  程式化的工作之外，变数来自形形的客户。“你可能都没有很好的方法想象，有客户会没理由地把我们银行所有人都骂个遍，只是因为今天早上出门时，跟老婆吵了一架。”

  客户投诉是所有银行柜员最怕遇到的事，因为这能直接影响当月的收入。如果被审核部门判定为一次“有理由投诉”，那罚金将高达两千元——这几乎是丁一月工资的一半。

  对这群银行体系内的“打工人”来说，996只算远虑，一套事无巨细的KPI考核标准才是近忧，是令他们心力交瘁的沉重枷锁。

  吴志勇是黄灯的学生，毕业后，他在老师的介绍下，进入珠三角某地的公安局工作，但仅仅待了十天就断然辞职。

  在这之后，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当过社工，经营过服装网店，加入过美容机构，做过纹绣培训师……摸爬滚打多年，吴志勇的工作终于被金钱驱动。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吴志勇最终和哥哥开了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赚的也不多，没有多余的利润雇人帮忙。

  “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为完成网络和电话的订单，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在黄灯老师的转述中，我们亦可以感觉到匆忙和辛劳。

  吴志勇并不是孤例。相比于进出各种招聘会，有些学生干脆选择回家学一门手艺，早早养活自己。在他们往后的人生中，那张书，几乎不再会发生啥作用。

  这也让身为一线教师的黄灯时常思考：到底是按工业化生产的流程培育学生更重要，还是按以前精细化的农业模式培育学生更重要。

  应试教育在二本学生们头上蒙上一层阴影，有人很早就接受了这一事实，也有人希望通过努力，扭转第一学历的弱势。

  黄灯老师所带的2015级学生，从大一开始，决心考研比例就直线上升，人数也早早过半。慢慢的变多的学生敲响了黄灯办公室的门，向她咨询考研的问题。“仿佛他们读大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一个考研的机会。”黄灯感慨。

  因为广东F学院实行一本、二本双线招生，很多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是超过一本线的。对他们来说，用一本线进入一所二本学校，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遗憾，通过考研实现学历晋升是顺理成章的事。

  虽然身处大学这座象牙塔，但社会的焦虑自然会渗透进来，很快，学生们就能通过对家庭经济条件和自身能力的精密计算和反复权衡，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1989年出生的刘婉丽，因为家中经济困难，从小长期处在辍学的恐慌之中，这无形之中在她内心埋下一颗“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的种子。

  大四那年考研失败，刘婉丽错过了就业的高峰期。毕业后，她先后在一家小报社和图书馆工作，工作内容繁杂疲累，且绝对没成长的机会，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她更坚定了考研的决心。

  大学毕业两年后，刘婉丽再次参加了研究生考研，因为第一学历的原因，她被调剂到一所普通高校，但这个结果已经让她很满意。

  今年刚过30岁的珍芳，最近也在考虑辞职考研。四年时间换了五份工作，工作内容其实都大同小异，无法再有更多提升。随年纪的增长，摆在她面前的两条道路逐渐清晰：是通过考研转换一下职业轨道，还是先完成生子这项人生任务。

  老公明确说支持她的任何决定，经过一个多月的斟酌，她向直属领导提交了辞职申请。

  事情发生得太过于突然，此前她甚至不清楚自己怀孕了，只是那一段时间觉得身体很累，她本以为是频繁加班的缘故。辞职考研的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高龄未婚未育女性和想要回归职场的全职妈妈，往往都会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浪漫是一册副刊》

  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加入考研大军，但毕竟真正能“上岸”并不是特别容易，况且研究生毕业时的求职，依旧存在许多不确定。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而言，进入体制是他们的终极梦想和最好出路。

  在黄灯老师带领的06级学生中，有一个叫赵国凯的男孩子，没有制定什么可靠的职业规划，错过了含金量颇高的春招和秋招，毕业之后，他只好进入遍布广州街头的各类培训机构，四年时间换了六份工作。

  在广州实在待不下去了，赵国凯决定回乡考公务员。十余年前的公考，还不像今天这般竞争非常激烈，赵国凯认真准备了一个月，考入当地国税局，过上了很多人羡慕的“安稳生活”。

  之后他很快结婚、生子，生活依旧不算富裕，但因为有这份体制内的工作，一切问题似乎都有了解法。

  在很多人眼中，公务员未必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对于像赵国凯这样的二本学生来说，考公务员意味着通过一次相对公平的竞争，通往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有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为今后的人生兜底，其他一切人生选择，都会显得更为从容不迫。

  因为公对于参考人员的年龄限制并不算严苛，所以很多二本学生会选择在毕业很多年后，重新参加公，进入体制内。

  舆论场中，有人渴求这份稳定，也有人鄙夷这份稳定。说到底，无非是人们所拥有的条件和所面对的境遇各不相同。

  黄灯认为，考公务员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二本学生这个群体是不是真的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学院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与体制内岗位背向而行的，大概要算自主创业了。每年的毕业生里，总有少数勇敢者选择创业，以此跳出常规的职业评价体系。

  在多年的从教生涯中，黄灯也渐渐发现，自己每届班上的学生，都有一些人在校期间，就很喜欢做生意，这或许是受广东的商业氛围影响。

  有时候，几个学生会拿着几罐皮鞋油，来敲黄灯办公室的门，向老师们推荐自己的产品，并热情地让她们试用。

  “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个商品有多优惠，买一瓶是多少钱，买两瓶是多少钱，买三瓶又是多少钱，这时候我们老师一定会买三瓶的，买完之后，他们偶尔还会来问问我用得怎么样，如果好用的话，可以跟我的朋友推荐一下。”

  渐渐地，黄灯老师发现，自己办公室里永远有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

  这种商业上的“试水”可能只是学生间的小打小闹，赚的钱也不是非常多，但是却能赋予他们极大的成就感，让他们都觉得自己至少有能力把东西推销出去。

  毕业之后，这些学生不一定全都会创业，即便创业，也不一定可以迅速找到财富密码，走上人生巅峰。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像当初一间间敲响老师办公室门一样的事情——成为一个小小的微商、网商。

  和一些早早中断教育的同龄人相比，短暂的四年学习，毕竟给了学生们些许底气，让他们得以面对日后的挫折和困境，避免自己的人生像烟头一样，徐徐燃尽，又被丢弃在地上。

  名校生与二本生渐渐拉大的差距，看上去取决于个体的能力，实际上往往牵连着背后的原生家庭。

  有统计显示，我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就开始不断滑落。如今，北大农村生源已经落至一成左右，大量农村学生在一直在升级的高考军备竞赛中，只能进入地方本科院校和专职院校。

  另一方面，在当下彻底市场化的就业环境下，国家和社会能给予学生个人的帮助已经极其有限，很多时候，个体只能退回到最传统的家庭关系之中，依赖上一辈积攒下的资源，寻求出路。

  “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一些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黄灯坦言，在自己的学生当中，那些条件成熟早日买房的，因为抓住了房价并未过高的时间窗口，后来大多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那些错过了买房黄金时期的学生，此后的生活则陷入了被动的泥淖。

  豫子最终决定从银行辞职，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家庭的庇佑。豫子父亲是当地县城的一个普通教师，在她毕业那年，父母用半辈子的积蓄在湛江市区买了房，这让她如今在广州打拼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后来，豫子的哥哥姐姐慢慢都靠自己的努力在深圳买了房，此后家族的重心，将围绕在兄妹三人之间展开，无形的比较和竞争，甚至会弥散到他们下一代身上。

  更多来自农村的学生，没有豫子那么好命，他们的父母，别说能够敏锐地预见这些转瞬历史的时代红利，即便能够感受到房价的变化，家里所有的存款，也无法让他们在城里买到一个卫生间。

  黄灯的15级学生莫源盛，出生在广东西部的郁南县，因为考上大学，他得以走出贫困大山。

  村里人都以为源盛毕业之后，工作就能包分配，但只有源盛自己明白，广州日渐上涨的房价，或许是他这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二本学历的天花板，更牵绊住他在广州立足的脚步。

  这种学生的生存困境，无形之中也积蓄在老师黄灯心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对年轻人的挤压，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真实。”她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如此写道。

  有时候，黄灯的这种担忧会不自觉在课程之中流露出来，但她又明白，老师不应该向学生们灌输太多这些不积极的情绪，尤其是那些社会上赤裸裸的竞争关系，这让她十分矛盾。

  最后的处理方法是，黄灯试图引导她的学生去观察现实，鼓励他们走出校门，去城中村看一下房价的变化，跟周围的普通劳动者们聊聊天，他们一天的收入是多少，生活成本又是多少，“因为这就是他们以后要面对的生活”。

  在公共课上，黄灯也会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鼓励他们去关注自己的村庄，了解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真实生活。她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训练，让学生回到最原始的、婴孩般的感受状态和思考状态，借此唤醒他们的生命力。

  如果让学生写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会有很多话要讲，这是一种学生内心的自我梳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黄灯将自己的一些理念传达给学生：贫穷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可以不接受这些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农村的孩子，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都来自于负载于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帮他们把这么多东西隔绝一下，不要总让它们来影响孩子们。”黄灯说。

  注：除“黄灯”外，文中出现姓名皆为化名，部分案例来自于黄灯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一书，本书正在各大电商网站热销中。

  [2]《基于4P、4C、4R理论的二本院校就业竞争力研究》刘艳芳、郝伟民、弓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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