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河北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厅,聚集了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来“面试”的。
头顶的LED屏上显示着“国家××(公司名称)面试现场”。每个人的入场券价值都在几十万元。近年来,以“高端就业”“有偿安置”等名号活跃起来的就业中介出现在求职市场上。在广告中,他们号称只要花钱,就保证能帮客户就职事业单位或央企国企的工作岗位。
大厅里的年轻人们被依次叫进办公室。在屋子里,他们面对的,是三位挂着“工牌”的“面试官”。
赵旭是参加这场“面试”的年轻人之一。2023年7月,他和一名就业中介签订了一份总金额54万元的合同,定金为27万,待笔试通过之后,再补全款。
从去年9月到今年2月,赵旭先后参加了两场“面试”,一场“笔试”。从第二次面试开始,他感觉“有点不对劲”。
两次面试的地点一致,规模一致,流程一致,赵旭还认出了一些熟悉的面孔,是第一场面试的原班人马。会议室里,“面试官”的问题也是上次那些:怎么样看待跳槽、加入“××大家庭”后有什么计划……赵旭说,在面试之前,中介还给了他一份“题库”,保证问题都从里面出。
酒店大厅外是期待着把孩子送进“××大家庭”的小家庭们。赵旭称,家长们也是在第二场面试时起了疑心——第一场面试时,大家相互之间不敢说话,“怕露馅”。
赵旭说,第二场面试结束后,家长们开始建微信流。相互一对信息,他们发现,大家都是“走后门”进来的,而且每个人花的钱还都不一样。这些家庭来自全国各地,应聘的都是位于自己家乡的国家××有限公司子公司的就业岗位。赵旭认定自己被骗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买工作”。赵旭25岁,2022年本科毕业,考研失利后他开始找工作。赵旭是美术生,相比很多专业,就业选择较为有限。赵旭称,以他的专业背景,毕业生们最主要的“对口”就业渠道是到培训机构做老师。他的父母就职于河北省一家国企,他们盼望赵旭也能像他们一样,“有个稳定的工作。”
2022年4月,经过“熟人”介绍,赵旭的父母联系上一名“就业中介”。对方称,自己手上的岗位覆盖各大事业单位与央企国企,只要花钱,“都能给你搞定。”
三个月后,赵旭签了合同。合同总价47万元,一次性付清。在合同中,中介承诺在一年的有效期内,赵旭会入职河北省××局的“后勤岗”,若到期未入职全额退款。赵旭说,最终下决心签合同之前,那位中介告诉他父母,报名马上截止,要是不想办,“这名额就留给别人”。签下合同后,中介告诉他们,如果入职后对岗位不满意,或者想晋升,“都有机会”,只不过到时要再交钱。
按照中介所述的流程,赵旭要在2022年9月底参与中国××总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校招。但在10月份,网上报名通道即将关闭时,中介突然告诉他改用其他渠道,“走社招”。赵旭说,中介给出的说法是,社会招聘通道没有公开招聘信息,没有就业公示,但他也向赵旭保证,“放心,领导有安排。”
11月,中介联系赵旭,让他着手准备报名需要的相关材料,但从这往后,都是等待。每次询问进度,对方的反馈都是“领导在推进”“领导在安排”,可说好的考试迟迟没来。2023年4月,合同有效期的最后一天,在赵旭的要求下,中介退还了全款。
赵旭称,如果没有签订这份就业协议,他原本可以去参加各大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但在这一年的拉扯中,他失去了应届生身份。之前帮他家介绍中介的“熟人”在银行工作。赵旭猜测,这会不会是熟人与中介合伙设下的骗局,他们把这47万元用于投资,只是在一年后把本金还给了自己。
深一度联系数名声称自己遭遇了“就业骗局”的当事人,有些人如赵旭一样,通过亲戚、同事等熟人关系被推荐给求职中介,也有些人通过短视频平台、招聘网站、社会化媒体等渠道与中介们取得联系。
2023年5月25日,陈玉在公众号“航空信息”上看到一条推文,该文章介绍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正在招聘“航线管理员”,该岗位要求本科学历,年龄在35周岁以下,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及沟通能力”。
陈玉彼时在房地产公司工作,考虑到行业的前景,她希望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于是她添加了公众号提供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对方称,这个岗位只有两个名额,能够最终靠“内推”的方式把她“弄进去”,定金2万元,事成之后再付2万。在微信平台上,“航空信息”公众号的认证主体为云翔新程重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后称“云翔科技”)。
在看到这条公众号推文的同时,陈玉也通过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的官方招聘通道投递了简历。四个月后,她收到通知,称其“未通过简历初筛”。于是,她决定选择云翔科技提供的“内推”渠道。7月份时,她曾前往位于重庆的云翔科技总部考察,并最终选择了相信这家企业。
11月22日,陈玉与云翔科技签订合同。合同中显示,交纳定金后,陈玉会在 45-60个工作日进入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相应岗位工作,若陈玉在期限内未能成功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该司承诺在10-15个工作日退还所有费用。
签订合同一个月后,陈玉收到一条短信称,贵州航空已收到其简历及相关材料,将通知审核及面试信息。陈玉称,这让她保持了对云翔科技的信任。
但陈玉迟迟未能等来所谓的“面试信息”。直到2024年4月底,她在该云翔科技的公众号上发现该岗位新的招聘信息,于是打电话给多彩贵州官方,对方称从来就没发过这条短信,他们都是通过邮件发送通知,并且表示该岗位的面试、笔试都早已结束。
陈玉这才自己被骗了。她在社会化媒体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要求对方退还自己的定金。陈玉和记者说,直至目前,她都没有收到退款,且云翔科技对其进行恐吓,称公司早已通过陈玉的简历定位了她的住址与工作单位,让她“小心一点”。6月,陈玉向地方法院申请立案。企查查平台显示,云翔科技唯一股东是“云翔新程重庆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其法人彭程辉为失信被执行人,已被限制高消费,该公司也被平台标注为“经营异常”。
北京的张强在毕业后进入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工作。2023年6月7日,他与北京天时地利人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就业咨询服务协议。协议显示,公司接受他的委托,在2023年下半年为他安排“中国××科学研究院”的面试,当年年底前安排入职,咨询服务费总计30万元。
张强称,他与该公司负责人周某在求职平台“脉脉”上取得联系。周某的简历让他相信了他的“实力”。显示,周某曾在多家媒体任职,现为《世界经济周刊》主编。深一度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官方网站上查询“世界经济周刊”,未能查询到结果。
就此事,周某回应记者称,以前他能安排求职者进入国企央企工作,但成功与否具体要看求职者的背景如何。他说,由于这两年“查得严”,公司很少开展此方面业务。对于张强描述的情况,他表示“不记得了”,“没发生过这种事”。对于网络上的个人履历的真实性问题,他亦没有正面回应。
签订合同后,张强辞去了原本的工作。在“等待入职”的近一年时间里,他都没有就业。简历上这一年的“空窗期”,让他在后来的求职中面临了更多的困难。
居住于昆明的李洋通过警方确认了自己被诈骗。2021年11月,她经同事介绍结识了一名中介,该中介称,交8万元就能够最终靠自己在教育局的“人脉”为其安排进一所中学的图书馆。但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李洋除了被中介告知“找个医院做入职体检”之外,没有收到任何与招聘相关的通知。2023年5月,她被中介删除联系方式后,赴当地派出所立案。2024年3月,警方通知她已找到该名中介,李洋称,在调解过程中,警察告知她,该中介还有别的的诈骗行为,受害者不止她一人。
反思自己被骗的经历,赵旭认为,在种种骗术之外,求职者对稳定工作的盲目追求,是让骗局得逞的重要原因。
“来找我们的客户,找的都是那种坐办公室的工作,每天坐那吹吹空调,一个月五六千元,怎么舒服怎么来。”一家就业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和记者说。据他观察,行业的“泡沫”在2020年上半年迎来过一次显著膨胀,“原来十几万的岗,在外面能卖到大几十万”。
张强说,在与周某签订合同之后,他把对方允诺的那份编制工作当作了寄托。那位“高人”的履历让他坚信央企的岗位一定会最终到来,即便那个允诺在一年的时间里变了好几次。
张强说,周某总会用很多理由“拖”着他。最开始,是说单位“内部反腐”“巡视组进驻”。张强的父母在国企工作,相信这种观点是真的。转年年初,周某又说领导要回家过年,出了正月才能办。张强说,那时周某还把自己训了一顿,说他“不懂规矩”。后来,则又给张强介绍起别的企业的岗位。张强称,当时签订合同时,周某向他保证,除了合同上写到的公司,还可以给他安排进其他许多大单位、大企业,但每次保证的“安排”,最终都不了了之。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高端就业”“有偿安置”,会检索到很多“就业指导”“就业导师”发布的“招聘信息”,岗位覆盖教育、医疗、政府、央企国企等领域。
深一度探访了声称能够直接进行“就业安置服务”的江苏德聚仁合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可以“内推”求职者进入国有企业,也可以“安排”大学辅导员、医院办公室等岗位。在价格这一块,有些城市事业单位带编制的岗位为90至100万,若岗位提供落户,则总价高达200万元。
该公司的工作人员称,公司通过“父母爱用的平台”进行宣传。在社交平台上,深一度记者正常采访多名声称能够给大家提供高端就业的中介,普遍表示航空公司、电视台、铁路局、高校等均可内推,可选择的城市覆盖全国各地。有中介打出自己的口号:为公司可以提供优秀的人才,为精英找到一流的工作,并称自己为职场上的“摆渡人”。
而实际情况是,早在几年前国家电网公司人力资源部就曾发布声明,称公司接到公安机关来电反映,有有关人员和机构冒充(或自称认识)相关工作人员,以安排工作为由,收取高额费用,进行招聘诈骗。
深一度查询发现,包括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烟草专卖局、大连烟草专卖局、青岛烟草专卖局等多家各地烟草公司都曾发布类似声明,称以其公司名义举办的“考试辅导”“岗前培训”“内部招聘”等活动,皆为诈骗行为。
在等待岗位到来的时间里,张强渐渐发现这样的领域存在的乱象。他曾经在社会化媒体上联系过另外两名“就业中介”,他们分别以不同的价格向其兜售同一个就业岗位。而当张强向他们索要办公地址希望面谈时,发现他们就职于同一家公司。
在那些被明码标价的“岗位”背后,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一名曾经的“就业中介”向深一度透露,他的工作是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发布企业来提供的岗位信息,然后谈价格、签合同。他说,公司的每份岗位都有一个底价,而签合同时价格几何,“全凭能谈到多少。”他和记者说,一份地方烟草公司的某个岗位,企业来提供的“底价”是25万元,有同事最终将其以58万元的价格“卖出”。而另一家就业咨询机构的负责人向记者证实,很多中介会以提供岗位安置服务为名收取资金,然后用于投资。
在第二次被骗后,赵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希望能让更多人避免被骗。内容发布后,不少人私信他,请他帮忙鉴别。他总结出这些受骗者们的三个特点:一是家里经济条件尚可,二是自身能力不足,三是父母认知能力不够。
但众多的受骗案例仍挡不住人们对一个有保障的岗位的渴求。在社交平台上,依然能够找到大量售卖就业岗位的广告,而下方咨询者众。他们不知道,花费时间与金钱求得的,只是一颗正逐渐膨胀,但最终会破碎的泡沫。